作者: Blitzdog

AI利润悖论:从瓦特蒸汽机到大模型,为何伟大的技术总是先亏钱?

2025年,科技界最昂贵的悖论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营收增长速度令历史上的任何技术都相形见绌。最新的财务数据显示,OpenAI的年化营收已突破200亿美元,是史上增长最快的软件公司。

但另一面,OpenAI的亏损同样在创造历史:其在2025年的现金消耗高达85亿美元。它的主要竞争对手Anthropic虽然也达到了90亿美元的营收规模,但同样深陷数十亿美元的亏损泥潭,并预计要到2028年才能实现真正的盈亏平衡。

这不仅仅是“烧钱换增长”的老套路。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商业怪圈:需求极度旺盛,产品供不应求,但卖得越多,亏得似乎越多。

这是一场注定破裂的泡沫吗?这是通往新经济范式的必经之路吗?我们不能只顾盯着今天的财报,而必须把目光投向两百年前:今天的AI巨头们踩过的每一个坑,瓦特和爱迪生都已经踩过一遍了。


1. 为什么大基建总是伴随着泡沫?

要理解当下的疯狂,我们首先需要借用委内瑞拉经济学家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她研究了过去两百年的五次技术革命,发现每一轮革命的生命周期都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安装期(Installation Period)

在这个阶段当中,资本疯狂涌入,基础设施过度建设,贫富差距拉大,以及不可避免的金融泡沫。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便是把新技术的基础设施(当年的运河、铁路、电网,今天的GPU集群)铺设到位。

当下,我们正处于AI的安装期。Meta、微软和谷歌在2024-2025年的资本支出(Capex)总和甚至超过了许多国家的GDP。这种过度建设并非由于CEO的疯狂,而是因为在安装期,如果不抢占基础设施的高地,未来就会具备未见。

部署期(Deployment Period)

在部署期,基础设施已经由“投机资本”买单并建设完毕(往往伴随着泡沫破裂后的低价重组),实体经济开始广泛利用这些已经架设好的设施,真正的生产力爆发和广泛盈利在这一阶段真正出现。

在安装期,亏损几乎是基础设施建设者的命运。1840年代的英国铁路公司、2000年的光纤公司,大多都在泡沫破裂中灰飞烟灭,但他们留下的铁路和光纤,却成为了下一个时代繁荣的基石。OpenAI和Nvidia今天正在铺设的,正是通往未来的数字高速公路。


2. 瓦特大战SaaS

很多人认为,只要技术够强,赚钱是水到渠成的事。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灵魂人物——詹姆斯·瓦特身体力行的告诉我们:商业模式的创新往往比技术创新更难,也更滞后。

瓦特改良蒸汽机后,他与合伙人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立刻遭遇了一个棘手的困境:新机器造价高昂,矿主们根本无力购置。

于是,他们开创性地设计了一套极具前瞻性的商业模式——这简直就是工业时代的SaaS(软件即服务)雏形:允许矿主免费安装机器,但要按“瓦特蒸汽机比老式纽科门机节省燃料费用的1/3”收取特许权使用费。

然而,这套逻辑超前的模式落地后,却与设想大相径庭:

  • 计量难题让双方撕破脸:为了统计节煤量,瓦特不得不发明专用计数器,但矿主们要么破坏计数器,要么在煤炭质量上做手脚,想尽办法少付费。
  • 信任危机直接动摇根基:矿主们普遍不服气——机器是我用、煤是我买、工人是我雇,凭什么瓦特坐享1/3利润?
  • 盗版泛滥彻底冲垮模式:为了逃避高昂的“订阅费”,大量矿主转向盗版蒸汽机引擎,专利维权的诉讼官司让博尔顿和瓦特焦头烂额。

就这样,两人在亏损与诉讼的泥沼中挣扎了20年。直到核心专利到期,他们被迫放弃“专利收租”模式,转型为直接制造、销售硬件的“工厂模式”,才终于收获了稳定的工业利润。

这段往事,对当下AI行业的商业模式极具启示:如今主流的按Token收费(即API调用付费)模式,与瓦特当年“按节省燃料量收费”的模式如出一辙。这种模式的核心痛点在于,AI为企业创造的价值难以精准量化——企业很难说清每一次API调用到底转化了多少业务增长。

同时,它还要直面开源模型的激烈冲击:正如当年的盗版蒸汽机引擎分流了瓦特的客户,Llama等系列开源模型的普及,正让纯粹的“AI智力”以每年10倍的速度贬值(这一现象被业内称为“LLMflation”,即大模型通胀)。

由此可以预见:未来的AI企业或许会像瓦特当年一样,被迫放弃单纯“卖Token”的轻资产模式,转而聚焦于售卖“端到端的行业解决方案”,甚至直接交付“可落地的业务结果”——从“卖算力”转向“卖价值”,才是AI商业闭环的破局之道。


3. 从电力革命看生产力悖论:为什么装配了AI却没提效?

如果说瓦特教给了我们商业模式的课,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教给了我们关于“生产力”的课。

1880年代,爱迪生就建成了发电站。但在随后的40年里,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力并没有显著提升。这就是著名的“索洛悖论”的早期版本——“发电机悖论”。

斯坦福经济史学家保罗·戴维(Paul David)揭开了谜底。在电气化的早期,工厂主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替代(Substitution)而非重构(Transformation)。

  • 旧模式: 蒸汽时代的工厂依靠一根巨大的中央传动轴,通过无数皮带带动所有机器。
  • 错误的电气化: 工厂主只是把那台巨大的蒸汽机换成了一台巨大的电动机。工厂的布局、流程、管理方式完全没变。结果,效率提升微乎其微。
  • 真正的革命: 直到1920年代,新一代管理者明白了电力的真谛——可分散性。他们给每台机器配了独立的小电机,剪断了皮带,不仅让工厂更明亮、更安全,更重要的是,这允许机器按照生产流程而非传动轴位置排列——流水线诞生了。生产力瞬间爆发。

回到2025年的AI: 目前90%的企业应用AI的方式,都停留在“替代”阶段。

  • Copilot模式: 给每个程序员、每个客服配一个ChatGPT,就像当年给大蒸汽机换个大电机。这能帮个人省点力气,但并没有改变企业的工作流。只要中间的审批、协作、决策流程还是老样子,整体效率就不会有质变。

瑞典金融科技公司Klarna,已经走出了“重构”的新路:他们没有给客服批量配备Copilot,而是直接重构了整个客服系统——AI Agent独立处理了2/3的客服对话(相当于700名全职员工的工作量),问题解决时间从11分钟缩短到2分钟,预计年增利润4000万美元。

这就是“智能体工作流”(Agentic Workflow)。只有当人们不再把AI当工具,而是把它当“员工”,并围绕它重构组织架构时,利润才会真正爆发。


4. 为什么AI泡沫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泡沫都更坚挺?

虽然历史韵脚相似,但2020年代的AI热潮与1840年代的铁路狂热或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谁在出钱?

  • 1840s铁路泡沫&2000s互联网泡沫:资金主要来自外部融资——银行贷款、垃圾债券、散户热钱蜂拥而入,资金链极其脆弱,一旦市场情绪反转,债务违约就会引发系统性危机(如1847年大恐慌);
  • 2020s AI热潮:万亿级投入主要来自微软、谷歌、Meta、亚马逊等科技巨头的内部现金流。这些公司拥有人类商业史上最强悍的资产负债表,用搜索广告、云服务、Office订阅的稳定利润为AI买单——只要核心业务不垮,这场“军备竞赛”就能持续下去。

这是一个由“富人”而非“借贷者”支撑的泡沫,因此它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要更持久、更具韧性。


5. 写在浪潮初起时的海啸生存指南

对于想在大潮中学游泳的同志们来说,两次工业革命的经验对于当下的“AI利润悖论”也可以起到一些启发作用:

  1. 不要被亏损吓倒: 在“安装期”,亏损是常态,是通往未来的门票。
  2. 警惕“卖铲子”的陷阱: 单纯依靠卖算力或卖模型API(类似卖煤或卖电)的利润空间会被迅速压缩。真正的机会在于应用层。
  3. 寻找“重构者”: 关注那些像Klarna一样,敢于用AI彻底重塑业务流程的企业,而不是那些仅仅在现有软件上加个“AI按钮”的公司。

从瓦特的蒸汽机到奥特曼的大模型,历史反复验证一个真理:新技术的红利,永远不属于最早拥有技术的人,而属于那些最先懂得用技术重构世界的人。

为什么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无法让你进步?

为什么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无法让你进步?为什么惨痛的失败往往比平庸的成功更有力量?人类的学习方式与机器学习有何相通之处呢?我们又该如何借鉴 AI 的学习方式,使之为我们所用呢?

01 强化学习的奖惩逻辑

在强化学习(RL)中,我们要训练的对象被称为智能体。智能体可以是一个下围棋的AI,也可以是控制走路的机器人。智能体会根据当前状态(state),做出一个动作(action),环境(Env)会受动作的影响,产生一个新的状态。同时会根据动作的好坏,给出一个数值(Reward)。智能体根据反馈调整自己的神经网络参数(策略 Policy)。它的终极目标是:在长远的未来里,获得的总分(累积奖励)最高。

This diagram illustrates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of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 type of machine learning where an agent learns to make decisions by performing actions in an environment to maximize a cumulative reward. This is a core concept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sed in robotics, game playing, and more.
智能体通过在环境中执行操作来学习决策,以最大化累积奖励

奖励实质上是一个数字。当智能体的表现符合我们的预期,奖励为一个正数,其数字越大,奖励越丰厚,智能体也就会更倾向于执行此类行为。反之,若其表现不符合我们的预期,则将会为其施加一个负数的惩罚,数字越小,惩罚越残酷,智能体遇到类似情况后便会尽量避免。

讲到这里,不难发现计算机强化学习的过程与人类从世界中学习的过程如出一辙,然而在计算机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强化学习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梯度下降找到数学上的全局最优解,它可以用一串数字和公式来表达。但是于我们人类而言,我们希望通过“学习”达到的结果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理解学习的本质。


02 大脑是一台预测机器

人类的大脑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接收器,而是一台预测机器。每个人的脑海中都存在一套关于世界的“心智模型”。比如,在你拿起一杯水前,大脑便会通过心智模型来获得关于杯子的质量、材质、温度等相关信息,并进一步调动肌肉的发力。当水杯和我们预想的一样重,大脑就会觉得“无事发生”,没有发生学习。当水杯滚烫或者很轻时,大脑便会立刻意识到通过现有的心智模型的预测产生了错误。因此,大脑为了消除这种“预测误差”,需要不断调整神经元的连接权重,这便是学习的本质。

所以,只有当现实与你的预期不符时,真正的学习才开始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很少能让你进步,因为没有“误差”,大脑处于待机状态。

那么从更深一层来看,大脑为什么会孜孜不倦的希望消除“预测误差”呢?它希望达到怎样的结果呢?

在1910年,哈雷彗星的周期性回归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当时,科学家们发现彗星的尾巴包含了氰化物,一种致命的毒气。尽管现代科学解释了彗尾散发出的氰化物甚至远不如城市中一辆小轿车排出的尾气危险,但在那个时代,人们对天文现象的了解有限。许多人陷入极度恐慌恐慌,担心彗尾中的毒气会摧毁地球甚至导致人类灭绝。

恐惧源于无知。

伴随着天文学研究的深入以及天文知识知识的普及,大多数人都知道了哈雷彗星只是一颗拖着尾巴的甲烷冰块。可以想见,在1981哈雷彗星再度回归之时,由于人们消除了对它的不确定性,社会上并没有出现太多声音。

在神经学的层面上,无知是最大的“不可预测”。相较之下,知识是“压缩的预测”:通过将未知的混沌变为能被理解的秩序,我们成功的将自然现象融入了我们的“心智模型”。


03 学习是为了对抗熵增

然而,我们不喜欢不确定性这一点不应被过分指摘,毕竟这一特质源于万亿年前漂浮在海洋中的祖先。

生活在养分、温度、日照舒适且恒定的环境当中,有机体会受到正反馈,即继续合成与繁衍。但是当环境不再适宜有机体生存时,有机体会受到极严重的负反馈,即该有机体的活性降低乃至解体。在如此分明的奖惩机制的规范下,有机体(这里有机体并非单一个体,而是以种群或分子群为单位的学习)开始了自己的进化。在多变的环境中,脆弱的分子不复存在,而适应了环境的稳定分子则保留了下来,并一代一代变得愈加坚固顽强。这些保存下来的有序分子团必然有着降低自己内部熵的能力,否则必然会随着环境的熵增而变得愈发无序。

我们作为当今地球上最具智慧的分子团,必然有着很大的本领将自己与环境的噪声与动荡隔离:一方面用边界把外界的不确定性隔离在外(皮肤、细胞膜、免疫系统),另一方面用抽象把外界的复杂性压缩在内(神经系统、语言、科学、文化)。我们通过持续的能量交换与信息更新,在局部维持一个低熵的结构。也正因如此,进化从本质上并不奖励最强者,而奖励最能减少惊奇、提高可预期性的系统;学习也不只是获取知识的装饰,而是生命为了延续自身而练就的一种本能——在不确定的世界里,用更精确的预测,换取更多的生存余地。

从神经科学的自由能原理来看,生命系统的终极目标就是降低熵(Entropy),也就是降低“惊奇度”(Surprise)。

在神经学的层面上,无知是最大的“不可预测”。相较之下,知识是“压缩的预测”。通过将未知的混沌变为能为大脑多理解的已知的秩序,人在自己的大脑中消除了对这一刺激的惊奇度,局部降低了宇宙中的熵,这便是学习的终极目的。

换言之,学习就是把“未知的混沌”变成“已知的秩序”。


04 如何借鉴 AI 模式高效学习?

那么,我们要怎样借鉴这套机制来实现高效学习呢?

首先,重新理解“失败”:它是最优质的信息源。

在机器学习中,预测误差越大,产生的梯度也越大,模型参数的修正便越显著。对人而言,成功往往掺杂太多噪音——能力、运气、环境交织,难以提取有效信息。而失败,尤其是惨痛的失败,往往直指心智模型的根本缺陷。它如同高信噪比的信号,迫使大脑打破固有连接,开辟新路径。知道“此路不通”,本身已是重要的知识积累。

其次,以“小胜”维持系统动力。

尽管失败指引方向,但若持续受挫,大脑会陷入“习得性无助”,如同那个因反复受罚而放弃行动的机器人。因此,高效的学习者善于设计反馈循环:在挑战高难度任务间隙,穿插一些能够验证现有模型的小任务。这些“预期内的成功”会释放多巴胺,巩固神经通路,为持续学习注入心理能量。

最后,关键在于寻找“可被解决的惊奇”。

大脑既不喜完全已知的无聊,也难承受完全未知的混乱。它渴望处于二者之间的“甜蜜区”——心理学称之为“贝利恩曲线”。真正的顶尖学习者,既非永远不失败(那意味着从未挑战边界),也非屡战屡败(那意味着缺乏修正),而是那些善于管理“预测误差”的人。他们主动将自己置于“略微失控”的境地:既有足够未知以激发修正,又有足够已知以提供安全感与成就感。

因此,人类的一切学习活动,无论形式如何多样,终究殊途同归:

运动员调整投篮姿势,是在消除动作与感知的误差;

科学家修正理论模型,是在消除认知与事实的误差;

哲学家化解逻辑悖论,是在消除信念与信念的误差。

我们都在做同一件事:用更精密的模型,去拟合这个复杂的世界。

学习,归根结底,是人类作为有限的生命体,用以抵抗宇宙熵增的庄严努力。通过一次次消除预测误差,我们将外部的混沌,转化为内心的秩序。也正是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于无常的洪流中,锚定了自身存在的意义。